文/程实、高欣弘
BIS2021年最新调查显示，86%的全球央行都开始关注央行数字货币（后简称CBDC），60%正在试验相关技术，14%已经开展了试点工作。但是，不同国家在CBDC的机制设计上却表现出不同的偏好。我们认为，央行数字货币不同于传统法币，正确认识它不仅需要把握住不变的内核，还需要认识到实现方式的灵活性。不变的是“点对点”以及“现金”特性，意味着CBDC是央行的直接负债，不仅具有最高信用等级，还能消除中介机构的冗余嵌套，将数据控制权交还给持币者。因而，CBDC不仅是用户实现数字化需求的重要载体，也是货币适应于数字化世界的革新起点。变的是实现路径，BIS的论文《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技术》则描绘了一个CBDC的金字塔选择模型，启发我们可以依据消费者与国情需求，在运营架构、账本模式、获取方式和使用范围等多个维度灵活设计。当前全球CBDC的发展已经呈现出多样性，相比其他国家以提高支付效率为主要目的，中国的数字人民币更偏重效率与安全的统筹兼顾，以此维护数字经济时代公共法币与私人机构的均衡性。此外，数字人民币并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技术路径，而是基于现实情况进行融合与改良，比如分布式账本仅用于验钞以规避性能瓶颈，推送子钱包加密处理用户的支付信息以实现有限匿名。
不变的是CBDC的核心本质：“点对点”以及“现金”。2008年，中本聪发布了一篇名为《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的文章，描绘了比特币机制的完整图景。比特币固然有自身弱点，合规性饱受各国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创新设计及底层技术包含了数字经济时代下货币价值与货币形态的重新审视，对CBDC有着不可磨灭的启发意义，CBDC的内核也正是聚焦于 “点对点”以及“现金”这两个特征。“点对点”意味着去中介化，在保护用户隐私的同时提升支付效率，将数据所有权交还给持币者。而“现金”则表明CBDC是央行的直接负债，具有最高信用级别，而且不流入银行存款体系参与货币创造。相比之下，我们所熟知的电子支付，虽然简化了传统银行体系的繁琐转账流程，但却以中心化的方式监测资金的完整流向，不仅无法满足用户的隐私需求，渐起的支付壁垒与市场分割也对金融稳定构成潜在威胁；虽然支付机构向央行缴付100%准备金，但仍是私人机构负债，并不具备破产追索权。从这两个角度不难发现，CBDC与电子支付存在本质差别，因而其革新意义也不可同日而语。面向数字经济主导的世界，CBDC致力于成为新一代的金融基础设施，它不仅是用户实现数字化需求的载体，也是货币适应于数字化世界的起点。其一，CBDC缩短支付链条，让用户敏感数据免于受到不受信任机构的控制，更能兼顾数字经济时代的隐私保护与金融安全需求。其二，CBDC分离了金融机构支付与信贷的职能，在支付层面降低了因中介机构而生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倒逼商业银行科技转型。其三，CBDC革新了央行调控经济目标的手段，丰富了央行的政策工具箱。除了增强财政直达性和货币把控度，未来利率或能指导CBDC（高能货币）与银行存款（信用货币）的相互转化，以期达到合意均衡的信贷规模。需要注意的是，CBDC替代流通中现金（M0）或是银行存款，对经济的潜在影响不同。（详见表1）
变的是CBDC的实现路径：根据消费者实际需求改变的CBDC金字塔结构。CBDC的内核虽然不变，但出于国情和实际使用需求的不同，CBDC可以采用不同的机制设计。BIS的报告《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的技术》中给出了一个名为CBDC金字塔的系统性框架，有助于我们厘清CBDC的可能形态，从而更好地理解数字人民币选择的深层含义。
运营架构：单层还是双层？单层架构意味着CBDC直接由央行向公众发放，但公众对于支付便利性的要求将会导致央行职能发生变化，央行可能需要从一个政策制定导向的机构转为专业的IT架构开发者。此外，根据NBER工作论文的理论分析，如果CBDC直接向公众开放，博弈的最终结果将是金融脱媒，公众倾向于将所有钱存放在央行，从而削弱商业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考虑到当前中国的电子支付已经非常发达，公众对于数字人民币的便捷性要求也会更苛刻一些，因而这种情形下，博采众长的双层运营体系将更为合意。混合运营表示并不边缘化商业银行，央行仅承担CBDC向商业银行批发的工作，而兑换赎回以及流通环节仍然交给更擅长运营用户体验的中介机构完成。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和电子支付一样，数字人民币的流通环节由中介机构完成，但央行保留所有数字人民币的资产副本，在中介机构发生破产或技术故障时，公众仍然可以追回自己持有的数字人民币资产。
账本模式：中心化还是分布式账本？对于央行主导的单层运营体系，基本上只能采用中心化账本模式，即每笔交易都只由央行一个中心化节点更新，类似于当前第三方支付机构上显示的余额，都是由单个支付机构维护的。如要采用分布式账本，则意味着需要类似于比特币的区块链技术，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记账并公开广播，并保证单点故障或恶意不会影响账本一致性，但这种做法的代价就是支付效率低下，对系统性能要求高。比特币本身没有信用支撑，拜占庭容错（恶意节点无法篡改结果）可看作维持其价值的保证，一般需要1个小时才可视作交易确认，这显然无法满足高频次的日常交易需求。而CBDC本身作为一个中心化的发行系统，就没有必要牺牲效率实现完美的容错机制，采用去中心化的方式维护账本。而对于“央行-商业银行”的双层运营体系，“获得许可的”分布式账本则比较可行。比如加拿大央行采用的Corda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加入共享账本之前，金融机构需要首先获得审核许可，加入后则不再需要每次交易都去核对账本一致性，从而大幅提升效率。姚前在《区块链与央行数字货币》中提到，“在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二元模式下，一方面将核心的发行登记账本对外界进行隔离和保护，同时利用分布式账本优势，提高确权查询数据和系统的安全性和可信度；另一方面，由于分布式账本仅用于对外提供查询访问，交易处理仍由发行登记系统来完成。”由此可见，数字人民币在类似思路的基础上做了改良，受许可的金融机构可通过分布式的共享账本验钞，但交易层面是各银行自行维护独立账本，并定期（比如每天）与央行的总帐本汇合，以此来规避每个银行同步确认交易的性能瓶颈。
获取方式：基于账户还是基于token？上文已经提到，类似于现金的匿名性是CBDC的本质要求与革新所在，但实现方式却可以有所不同。加密货币所采取的token范式对应的是 “我知道所以我有”，用户身份与收款地址不挂钩，只需掌握私钥（传统银行体系中的密码），即可获得资产归属权，从而完整地保护用户隐私。而账户范式是传统银行所普遍采用的，开户之前需要登记身份信息，对应“我是所以我有”。账户范式下，银行具有审核开户资质以及追踪资金使用的权限，隐私与普惠性相对不足，但好处在于如果用户丢失密码，能通过实名认证找回。数字人民币采取的是一种账户与token相结合的折中模式，旨在实现有限匿名和基本普惠。央行的认证中心用来存放用户地址与身份的对应关系，而登记中心则仅用来记录交易流水。由于交易信息仅包含地址信息而不涉及用户实名身份，同时转账交易或将伴随数字货币的销毁与重新生成，单个商业机构无法追踪完整资金去向，从而实现交易匿名性。登记中心与认证中心通常相互独立，但如出现洗钱等可疑迹象，央行具备对资金全链条的追踪能力，能够对违法行为精准打击。（详见报告《透析DCEP的现金本质》）。
跨境使用：零售型还是批发型？相比于对国内支付的改造，CBDC对跨境支付的提效降费效应更为显著。BIS年度报告中提到，通过传统银行体系，一笔200美元的跨境汇款平均成本（以112个国家为样本）高达10%的交易总额。而时间上，代理行模式下的跨境支付往往需要耗费数天。相比之下，Stella、Ubin等CBDC研究项目，借助哈希时间锁合约，点对点实现了跨境、跨货币的同步交收，大幅提升了跨境支付效率。如果央行在第二层采用的是token范式，则CBDC的使用不依赖于用户身份，海外用户与国内居民使用CBDC并无二致，天然支持跨境应用。但如果采用的是账户为主的范式，CBDC的跨境应用则需要额外整合批发功能。数字人民币采用“账户松耦合”模式，对于一定额度下的使用并不要求账户绑定，因而能够支持小额跨境支付。而对于大额的商业往来，数字人民币则正在积极探索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应用。（详见报告《破局者，数字人民币》）不可忽略的是，比特币、Diem（原称Libra）以及层出不穷的稳定币，均是为解决现有跨境支付的痛点而生。因此，CBDC的尽早推出也有助于抵御外来数字货币对本国的冲击，保护本国货币主权与政策独立性。
数字人民币的融合与改良。从金字塔模型看数字人民币的选择，不难发现，数字人民币并不拘泥于某一种特定已有的技术路线，而是广泛吸取其他国家的研发经验，针对国内支付市场的现实痛点做出新的尝试，同时对跨境支付提前设想了破局之策。以全球视角看，许多国家推出CBDC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升支付效率，而中国的电子支付已全面下沉，因而数字人民币更注重效率与安全的统筹兼顾，维护数字经济时代公共法币与私人机构的均衡性。在账本模式上，数字人民币并未直接套用分布式账本技术，而是将其仅用于验钞，提高确权数据的安全性与可信度，而在交易写入层面上，各银行未必需要实时更新同一账本，与央行总帐本的汇总允许存在一定时滞，以此来规避分布式交易处理的性能瓶颈。而在匿名需求上，数字人民币则借鉴了加密技术保证用户地址与身份ID的隔离，并且通过向电商平台推送子钱包等方式，实现支付信息的加密处理。但是这种加密技术同样经过改良，相较比特币私钥（密码）复杂且只有所属者知晓，数字人民币的公私钥（地址与密码）均由央行分发，一方面便于用户找回丢失密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央行监测不法交易，更符合公众的实际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