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周，司法机关出台了两个与区块链、数字货币有所关联的司法解释，分别是6月16日出台的《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和6月22日出台的三机关《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这两份文件看似“平平无奇”，区块链、数字货币也不是其内容的主角，但其可能将对涉币犯罪的司法实践产生深远影响。一言蔽之，在两份司法解释出台后，刑事办案机关对涉区块链、涉数字货币犯罪的打击有了比过去更明确的“实体法+程序法”依据，两条腿走路，进而可对涉币犯罪发起更高效和准确的打击。以下试结合该两份文件，对近期数字货币相关法律文件作出分析与梳理。
一、数字货币法律文件的过去
一直以来，虽然我们不乏在官方政策性文件中看到“区块链”、“数字货币”等字眼，但是在效力层级较高的法律性文件，特别是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中（法律、行政法规是刑法意义上的国家规定，司法解释则是对法律的解释，为司法实践中极重要的判决依据），我们鲜少看到官方“指名道姓”地要对区块链、数字货币（或称虚拟货币）加以规范。2010年的《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是最早出现“虚拟货币”字眼的法律文件之一，但彼时的虚拟货币显然与此时不同，当年的“虚拟货币”只被认为是辅助网络赌博的游戏币而已。
因此，长期以来办案机关只能套用传统犯罪的相关法律文件、法律观点对涉区块链、数字货币犯罪作出解释和判断。尽管币圈人对《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和《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这两份文件耳熟能详，但其归根结底只是部门规章，一直以来对其就有着效力层级不足、不能充分指导司法实践的诟病。可以说，数字货币相关民事、刑事判决之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认定不一的情况，与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对数字货币（虚拟货币）的规范缺位有着直接关系。
二、数字货币法律文件的现在
自2020年底以来，权威的法律文件开始不再对“区块链”、“数字货币”讳莫如深。区块链、数字货币（虚拟货币）开始以越来越高的频率在效力层级较高的法律文件（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上亮相。这种亮相的趋势可以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在实体法层面，一些数字货币相关行为逐步被明确涉嫌行政违法或刑事犯罪；在程序法层面，法院承认以区块链形式存在的证据的证据能力（作为一种电子数据），甚至在证明力上推定其“上链后未经篡改”。具体而言：
（一）实体法层面
2020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法》（法律的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率先在第22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制作、发售代币票券和数字代币，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如飒姐团队过去的分析，该条文若在终稿中保留并最终生效后，挖矿作为一种制作数字代币的行为（尽管严格来说挖矿的币是奖励来的，但终究付出了电力等“制作成本”）将被明确为是行政违法，相关平台可能被认定为是非法经营。
2021年1月26日，《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行政法规）公布，并在第19条明确以虚拟货币名义吸收资金的可以构成非法集资行为。尽管此时距离17年《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部门规章）的出台已有近三年半的时间。
2021年6月17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司法解释），其中第10条明确，虚拟货币经销商在公安机关调查案件过程中，被明确告知其交易对象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仍与其继续交易，可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第11条明确，明知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以明显异于市场的价格，通过虚拟货币转换财物予以转账、套现、取现，可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追究刑事责任。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
应当说，本次司法解释对数字货币相关犯罪行为的打击还不是特别严厉的。第一，本次司法解释是以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主线，数字货币相关行为只是作为帮助行为而被打击，即对于帮助电信网络诈骗行为的，明确可以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于帮助犯罪所得行为的，明确可以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第二，对相关犯罪的处置有一些门槛，如以帮信罪论处的，设置了公安机关明确告知的前置行为；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论处的，则设置了转换套现数字货币“明显异于市场价格”的条件。第三，总体明确打击的数字货币相关行为数量较少，且是之前就一直有打击的数字货币帮信类犯罪和洗钱类犯罪，飒姐团队此前也多次就相关罪名进行过分析。
（二）程序法（证据法）层面
2021年06月16日，《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出台，其在第16条到第19条对区块链存证的司法认定问题作出专门规定。特别是第16条规定：当事人作为证据提交的电子数据系通过区块链技术存储，并经技术核验一致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电子数据上链后未经篡改，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其实，早在2018年，最高法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就在第11条规定，当事人提交的电子数据，通过电子签名、可信时间戳、哈希值校验、区块链等证据收集、固定和防篡改的技术手段或者通过电子取证存证平台认证，能够证明其真实性的，互联网法院应当确认。
两种规定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法院的范围被扩充了，不再仅限于互联网法院，而是推广到所有法院。第二，正式确立了区块链形式的证据（电子数据）在证据真实性上的推定规则。在2018年的规定下，即使当事人或办案机关提出电子数据是以区块链形式收集、固定的，仍要承担对证据真实性的证明责任，实践中法院要认可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也不免要经过一番论证。而在2021年的新规定下，法院可以直接推定电子证据上链后未经篡改，反过来要由对方当事人提出相反证据予以推翻。
更进一步地说，在很多涉区块链纠纷、涉区块链犯罪中，要用以定案的电子数据本身就是在链上产生的，例如智能犯罪合约，例如币以及币的流转，对于该部分证据，该条款也一并推定了其真实性，且这类证据事实上没有一个所谓的“上链”过程，因此要找到相反证据予以推翻非常困难。
在中国证据法的语境下，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往往拆分为对证据合法性（证据具备法庭准入资格）、真实性（证据未经篡改）和关联性（证据与案件有关联）的判断。如此，该条文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区块链证据作为电子数据的一种形式，承认其合法性；对区块链证据在链上的真实性予以推定；至于剩下的关联性要件，则要到个案中具体判断。
三、写在最后：数字货币法律文件的未来？
2021年应当是区块链、数字货币广泛亮相于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等层级较高法律文件的元年。实践中司法机关对涉区块链、涉数字货币证据、纠纷、犯罪判定不一的情况或将逐步成为历史。同时，具体法律文件、法律条款的陆续出台还体现了公安司法机关打击相关犯罪的决心。区块链行业从业者应当未雨绸缪，注重对自身刑事风险、合规体系的分析，必要时向专业律师团队寻求帮助。
